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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延举

是日已过,命亦随减,如少水鱼,斯有何欢?当勤精进,如救头燃,但念无常,慎勿放逸!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《与高司谏书》  

2015-08-07 19:40:10|  分类: 悦读鉴赏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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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高司谏书
〔宋〕欧阳修
修顿首再拜,白司谏足下:某年十七时,家随州,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,始识足下姓名。是时予年少,未与人接,又居远方,但闻今宋舍人兄弟,与叶道卿、郑天休数人者,以文学大有名,号称得人。而足下厕其间,独无卓卓可道说者,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。其后更十一年,予再至京师,足下已为御史里行,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。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。而师鲁说足下:“正直有学问,君子人也。”予犹疑之。夫正直者,不可屈曲;有学问者,必能辨是非。以不可屈之节,有能辨是非之明,又为言事之官,而俯仰默默,无异众人,是果贤者耶!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。自足下为谏官来,始得相识。侃然正色,论前世事,历历可听,褒贬是非,无一谬说。噫!持此辩以示人,孰不爱之?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。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,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。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,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。

欧阳修顿首再拜,禀告司谏足下:我十七岁时,家住随州,看到天圣二年进士及第的布告,才知道了您的姓名。当时我年纪轻,尚未与别人结交,又住在僻远的地方,只听说布告上的宋舍人兄弟,以及叶道卿、郑天休等人,因文学著名于世,因此这次进士考试号称得到了人才。而您置身其中,单单没有突出的可以称道的地方,我因而怀疑您不知是怎样一个人(疑惑您是一个很一般的人)。以后过了十一年,我第二次到京师,您已担任了御史里行,可还是没有机会与您见一次面。只是常常向我的朋友尹师鲁打听您的贤与不贤,师鲁说您“正直有学问,是一位君子”。我还有些怀疑。所谓正直,就是不可弯曲;所谓有学问,就一定能明辨是非。

凭借着不可弯曲的气节,有能辨是非的明智,又担任谏官的职务,却随波逐流默默无言,与一般人没有任何区别,这果真是贤者吗?这不能不使我怀疑啊!自从您担任了谏官以后,我们才认识了。您一脸正气,纵论前代之事,思路清晰十分引人。褒扬正义,贬斥奸邪,没有一点谬论。啊,据有这样的辨才向人显示,谁会不爱戴您呢?虽然是我,也私下认为您大概是个真君子吧?这是我自从听说您的姓名直到与您认识,十四年中却有三次怀疑的情况。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为再来仔细分析,然后断然肯定您不是个君子。

前日范希文贬官后,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。足下诋诮希文为人。予始闻之,疑是戏言;及见师鲁,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,然后其疑遂决。希文平生刚正、好学、通古今,其立朝有本末,天下所共知。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。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,又畏有识者之责己,遂随而诋之,以为当黜,是可怪也。夫人之性,刚果懦软,禀之于天,不可勉强。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。今足下家有老母,身惜官位,惧饥寒而顾利禄,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,此乃庸人之常情,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。虽朝廷君子,亦将闵足下之不能,而不责以必能也。今乃不然,反昂然自得,了无愧畏,便毁其贤以为当黜,庶乎饰己不言之过。夫力所不敢为,乃愚者之不逮;以智文其过,此君子之贼也。

前几天范希文贬官以后,我和您在安道家中会面,您极力诋毁讥笑希文的为人。我开头听到这些话,还怀疑您是讲着玩的。等到碰见师鲁,他也说您极力否定希文的所作所为,然后我就不再怀疑了。希文平生刚正、好学、博古通今,他立身朝廷始终如一,这是天下都知道的。如今又因为正直敢言触怒了宰相得到罪责,您既不能为他辨明无罪,又害怕有识之士会责备自己,于是就跟着别人来诋毁他,认为他应当受到贬斥,这真是太可怪了。说起人的性格,刚正果敢,怯懦软弱的性格都受之于天,不可勉强改变。虽然是圣人,也不会用办不到的事情去要求别人一定办到。如今您家中有老母,自身又爱惜官位,害怕忍饥受冻,顾念利益俸禄,因而不敢稍有违反宰相以致受刑遭祸。这也是平庸之辈的常情,只不过是做了一个不称职的谏官罢了。虽然是朝廷中的君子,也将怜悯你的无能,而不会用必须办到来要求您的。如今却不是这样,您反而昂然挺胸十分得意,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畏惧,随意诋毁希文的贤能,认为他应当遭受贬斥,希望以此掩盖自己不据理力争的过错。应该说,有能力而不敢去做,那只是愚笨之人做不到罢了。而用小聪明来掩饰自己的过错,那就成了君子的敌人了。
且希文果不贤邪?自三四年来,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,作待制日,日备顾问,今班行中无与比者。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?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,是聪明有所未尽。足下身为司谏,乃耳目之官,当其骤用时,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,反默默无一语;待其自败,然后随而非之。若果贤邪?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,足下不得不言。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,亦不免责;以为不贤,亦不免责,大抵罪在默默尔。

况且希文难道真的不贤吗?从三、四年以来,从大理寺丞做到前行员外郎,他在做待制的时候,每天备作皇帝的顾问,如今同僚中没有能与他相比的人。这难道是天子仓促起用不贤之人吗?假使天子把不贤之人当作贤人,那是聪明之中的疏忽。您身为司谏之官,是天子的耳目,当希文仓促间被起用之时,为什么不马上为天子辨明他的不贤,反而默默地不讲一句话。等到他自己失败了,然后跟着别人说他的不是。如果希文真是贤人,那么如今天子和宰相因为他违背自己的心意而斥逐贤人,您就不得不出来讲话。如此说来,那么您认为希文贤,也不免遭受责备;认为希文不贤,也不免遭受责备,大概您的过错就在于默默无言罢了。
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,计其当时之议,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。必以石显、王凤为忠臣,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。今足下视石显、王凤果忠邪?望之与章果不贤邪?当时亦有谏臣,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,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。今足下视之,果当诛邪?是直可欺当时之人,而不可欺后世也。今足下又欲欺今人,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?况今之人未可欺也。

从前汉王朝杀害萧望之和王章,估计当时朝廷中的议论,必然不肯明确地说是杀了贤者。相反必然把石显、王凤说成是忠臣,而萧望之和王章作为不贤之人而遭受罪罚。如今您真把石显、王凤看作是忠臣吗?萧望之与王章真的不贤吗?当时也有谏官,他们必定不肯承认是害怕灾祸而不向天子进言,也必定会说萧望之、王章应该被杀而不值得提出意见的。如今您看,他们真的该杀吗?那是只可欺骗当时的人们,而不可欺骗后代的。如今您又想欺骗现在的人们,就不怕后代人的不可欺骗吗?何况现在的人也未必就能欺骗啊。

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,进用谏臣,容纳言论,如曹修古、刘越虽殁,犹被褒称。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。足下幸生此时,遇纳谏之圣主如此,犹不敢一言,何也?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,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,是可言者惟谏臣尔。若足下又遂不言,是天下无得言者也。足下在其位而不言,便当去之,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。昨日安道贬官,师鲁待罪,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,出入朝中称谏官,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。所可惜者,圣朝有事,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,书在史册,他日为朝廷羞者,足下也。《春秋》之法,责贤者备。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,不忍便绝足下,而不以贤者责也。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,则予今所言如此,乃是朋邪之人尔。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,使正予罪而诛之,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,亦谏臣之一効也。
前日足下在安道家,召予往论希文之事。时坐有他客,不能尽所怀。故辄布区区,伏惟幸察,不宣。修再拜。
——选自《四部丛刊》本《欧阳文忠公文集》

我恭敬地以为,当今皇帝即位以来,进用谏官,采纳意见,如曹修古、刘越虽然已经去世,还被人们称扬。如今希文与孔道辅都由于敢于进谏而被提拔任用。您幸运地生于此时,碰到如此能听取意见的圣主,尚且不敢说一句话,为什么呢?前几天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廷中贴出布告,告诫百官不可超越本职谈论政事,这样,能够提意见的只有谏官了。假如您又不说话,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。您在谏官那个位置上却不说话,就应该离职,不要妨害胜任谏官之职的他人。昨天安道遭到贬谪,师鲁也等候着罪责,您还能够有脸面去见士大夫们,出入朝廷号称谏官,那是您不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事了。所可惜的是,圣朝有事情,谏官不说而让别人去说,这种事情记载在史书上,以后使朝廷蒙受到羞辱的,是您啊!
按照《春秋》的法则,对贤者要求详尽周全。如今我还一心一意地希望您能够向天子进一言,不忍心就与您决绝,而不拿贤者来要求您。倘若您还认为希文不贤而应当斥逐,那么我今天如此为他说话,那是朋党邪恶的小人了。希望您直接带着这封信到朝廷上去,让天子判定我的罪过而杀了我,使得天下都真正了解希文应当被斥逐,这也是谏官的一大作用啊。
前几天您在安道家中,把我叫去议论希文的事情。当时有其他客人在,我不能畅所欲言。因此就写了区区此信,恭敬地希望您明察。不多言了,欧阳修再拜。

川雪的博客
   层层推进  气势逼人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《与高司谏书》赏析

    欧阳修于景祐三年(1036)写此文,当时他任馆阁校勘。高司谏名高若讷,时任朝廷谏官。据清沈德潜《唐宋八大家古文·与高司谏书》宋晶如注:“宋仁宗景祐三年,仲淹以吕夷简执政,进用多出其门,上百官图,凡超格者,不宜全委之。宰相夷简不悦,仲淹又为四论以献,讥切时弊,夷简诉仲淹越职言事,离间君臣,引用朋党,仲淹对益切,由是落职知饶州。”此即为历史上所说的“庆历党议”。当时朝臣纷纷论救,而身为左司谏的高若讷不但不救,反而在友人家诋毁范仲淹。欧阳修听后怒不可遏,他不是谏官,没有直接为范仲淹说话的权力,便写此信痛斥高若讷。高若讷恼羞成怒,当晚就把欧阳修的信直接交给了吕夷简。位高权重的吕相看到信后也怒不可遏,天一亮上朝,便迫不及待地把此信上奏仁宗,于是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。
   《与高司谏书》,形式上虽为书信,内容上虽只是谴责高若讷对范仲淹的个人坻毁,实际上却是一封对旧党迫害新政行为的“发于极愤而切责之”(《与尹师鲁书》)的政治宣言书。文内义正辞严,字里行间透出作者嫉恶如仇的精神。作者于激愤之下所作,故文章言辞锋芒毕露,无所顾忌。他尖锐地指责高司谏并非“愚者之不逮”,而是“以智文其过”,故责骂他为“君子之贼”,又奚落他“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,出入朝廷称谏官,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!”这些激烈的言辞一气呼出于胸肋,荡荡的中气环绕全文。犀利刀笔剖辟高司谏虽为“言事之官”,实为随人进退之辈,虽在“朝中称谏官”,但对范仲淹被贬之事却“默默”“不敢一言”,背地里则累加“诋诮”,故其为人“非君子也”,是“君子之贼也”,言辞咄咄逼人,气势不可阻遏。这股气势即是文气的外在表现,透过文气,洋溢出一位光明磊落、中正耿直的文人兼政治家的气度及精神情操,传达出作者主持正义、情真意切的感情。文气以超越字句之力,综合作品的精神之美、艺术手法之美于一体,把读者引到超越文章的道德观、政治观的境界之中,为作者的正大光明、嫉恶如仇的正义感气势所融合,这就是这篇文章的生命力之所在。
   为了充实内容的气势,需要有一股内在的力量,《与高司谏书》是运用逻辑推理,层层推进,来助长气势之力的。文章开始,论述了作者对高司谏的认识过程,由“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”到“为言事之官,而俯仰默默,无异众人,是果贤者耶!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”到“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”,作者对高司谏的“三疑”,其核心是能否“行道”,他认为谏官能“行道”,“非材且贤者,不能为也”。他从谏官“行道”的高度去考察高司谏的“实绩”,结果使他对高司谏越来越“疑”,尤其高对范仲淹无辜被贬这件事的含糊不谏,使欧阳修恼怒不可遏,所以由“三疑”急转直下,推定高司谏是“非君子也”。这一结论是经过“三疑”层层推论而得出来的,极为果断、有力。
   为了进一步证明高司谏是“非君子也”的论断,作者又通过摆事实,充分揭露高司谏是“君子之贼”。作者首先揭露高司谏对范仲淹无辜被贬谪一事不辨是非,反“随而诋之”的行为是“可怪也”;接着又推进一层分析,高司谏的不谏,并非“惧饥寒”、“顾利禄”,也并非“不能”,而是“昂然自得”,“了无愧畏”,干的是毁“贤”“饰己”,“以智文其过”的恶劣勾当,所以纯粹是“君子之贼”。
   铮铮然骂声犹在耳边,作者又进一步推进,谴责高司谏“罪在默默尔”,明确表示身为谏官,默然不语是有罪的。文中先以范仲淹曾被器重的事实,运用两难推理,论证无论范仲淹贤与不贤,高若讷的“默默”都是失职。再引用史实,说明贤与不贤自有公论,世人是不可欺的。而高司谏“又欲欺今人”、又欲“欺后世”,作为谏官这样“行道”,必将落得“他日为朝廷羞”的可耻下场。最后以安道、师鲁的直言敢谏与高若讷的“默默”作比较,痛斥其“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”。文章层层推进,层层揭露说理,这样严密有力的逻辑推理,大大助长了文章的气势。
    本文语言犀利,气势逼人,言辞激愤,读来令人有痛快淋漓之感。如:“决知足下非君子也”,“今足下又欲欺今人,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”,“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”,乃“君子之贼也”,等等,直言指斥,毫不隐晦,显现出刚直凛然之气。此外,行文酣畅淋漓,设问句使语锋突起,感叹词“噫”的妙用,反语“乃是朋邪之人尔”的恰到好处,段尾的“也”的有力语气,都与文章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,凝聚为千古佳作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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